朱天的博客

中国经济仍应“发展”而非“转型”

来源: 《社会观察》2011年第5期   
 
摘要：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变为一个发达国家是个发展的问题，是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转型的问题，靠转型是转不过去的。

文 朱天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叫做经济结构的转型。在这个问题上各界似乎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这是有点可悲也有点可笑的。中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根据目前流行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包括需求结构上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和能源消耗偏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等。

中国经济不需要“转型”

 

我的老友丁学良教授写过一本畅销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书。国内有若干所学校有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抱负。譬如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十年前就有一个口号，要把清华大学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可能因为心虚，所以加了几个定语，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字面上看，不用建，清华应该已经是了。 

那么中国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呢？答案取决于时间长短。今后十几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二三十年以后也许有希望。但即使三十年后我们有了世界一流大学，那也不是建成的，而是经济发达以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今后二十年内也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与我以前讲的中国没有出过将来三十年也出不了诺贝尔科学奖成果一样。 

 

新闻上看到最近在海南讨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查了一下经济学学术文献，基本上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在大众媒体，有些人说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严格说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只能说马来西亚增长放缓，比韩国和新加坡慢了，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缩短。泰国也是一样。

 

马来西亚在98年金融危机以后储蓄率大大增加，消费率只在50%多，出口顺差极高，甚至超过GDP的20%。这导致投资不足，降到了GDP的20%多，也许这才是增长缓慢的原因。泰国在98年后的投资率也下降很多，贸易顺差过多。过去几年好一些。

接受新加坡电视台ChannelNews Asia的采访稿（2010-12-2）

  Q:  What is/are your growth forecasts for China in the next year 2 - 3 years?

(if it goes up to 10% - why?  if it goes down to 8% for example - why?)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China’s long run growth prospect, but I don’t like

 

《新京报》（记者胡红伟）：最近外界频频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你曾有观点说“可能低估了谨慎的‘小步慢跑’的汇率策略的负面影响，高估了人民币较快升值的负面影响。”你现在还持这个观点么？ 

朱天：这个是在金融危机之前讲的，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的压力是不同的，那时通货膨胀很高，中国也比较有主动性，现在反而更被动了，贸易长期顺差过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国际范围内就有矛盾。 

当然，现在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其实是个政治姿态。我想大多数人都同意，就算人民币汇率现在升20%，也不会解决美国的问题。假设中国东西出口减少，一定不是美国人自己生产去了，而是转移到从别的国家进口，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对那些和中国有出口竞争关系的国家是有好处的。 

载于《中欧商业评论》 2010年11月号

 

不少人试图在体制和文化上找原因，但这是错误的方向。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到今年已经有110年，其中科学奖共有600多位科学家获得。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的有8位，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得奖时甚至还拥有中国国籍。但令国人失望的是，这些华裔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没有一项诞生于中国。人们不免发问：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诺贝尔奖科学成果？

不少人试图在体制和文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到今年已经有110年，其中科学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医学奖以及1969年开始的经济学奖）共有600多位科学家获得。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的有8位，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得奖时甚至还拥有中国国籍。但令我们国人失望的是，这些华裔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没有一项诞生于中国。这就不免引起人们提出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诺贝尔奖科学成果的问题。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上找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过诺贝尔奖成果，而是为什么所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当问题这样提出的时候，一个国家能否产生诺贝尔奖成果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而与某个国家特定的体制和文化没有必然的关系。

 

几天前有一个关于中国人口老化的报道，讲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我当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可能？日本的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也不高，但还是远高于日本。报道说社科院的报告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做的。今天总算有功夫想起查证一下，上了联合国人口署的网站。结果是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15.9%, 而日本现在的65岁人口占比就已经是22.6%，到了2030年将成为30.8%。 

我不知道究竟是社科院的报告写错了，还是媒体报道错了；也不知社科院报告的作者或者媒体有没有谁出来更正或者澄清错误。

 2010年4月7日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大多数出口产品的销售毛利很低，人民币升值百分之几就会使很多出口企业亏损。这个说法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一方面与事实不尽相符：人民币在2005-08年间每年升值5%左右，总体升值超过了20%，但并没有发生出口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个说法犯了经济学常识性错误，理由如下。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企业以美元计的成本增加。如果只有一个企业成本增加，而该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本来毛利就低，该企业很可能因其成本的上升而亏本。但是，人民币升值影响所有出口的企业，当大家成本都提高时，以美元计的出口价格也会上升，而不会是成本上升价格却不变。至于上升多少，则取决于外国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如果弹性较低，则（以美元计的）价格上

 

高房价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是热点问题，现在也成了两会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房价问题被上升到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这个层次了。高房价本来只是个经济问题，房价的泡沫太大，爆破以后对经济的损害很大。尽管如此，如果房价只被当作经济问题，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讨论它了。事实上，房价问题已经成了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但高房价本来不应该被当成社会问题来看的。老百姓住房紧张、住房条件差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这个社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房价问题，而是房租的问题。如果房租很便宜，住房就不是大的问题，所以，高房租而不是高房价才是社会问题。

 

根据资产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最近预测三十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八万五千美元，将生产全球40%的产出，而美国届时只生产全球14%的产出。这样的预测似乎过于乐观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多美元后应该会减慢。以韩国为例，过去35年的增长速度只是使得人均收入由低于美国的1/10 的水平增长到到接近1/2的水平。 在1978至2008的三十年间，以当年美元计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中国为9.3%，韩国为8.97%，而美国则为5.12%。如果以美元计算的中国的名义人均GDP在今后保持年均增长9%的速度，而美国年均增长5%，那么三十年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但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美国的1/4。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其经济的增长会影响整

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 因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尤其是企业边界理论的贡献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巧的是前不久（九月份）我刚完成了一篇将威氏理论数学模型化的论文。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到威廉姆森的理论目前还是非形式化（数学模型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以为拙文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形式化上朝前走了一小步。我的文章放在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网址是 http://ssrn.com/abstract=1486464，欢迎指正。

威廉姆森的这个奖可以说是long overdue。十年前他在香港访问时，我们还聊起诺贝尔奖的事，他对此好像还比较坦然，说知道被提名。他还说到一位已故的英国经济学家应该得奖，这让我有点惊讶，毕竟这位经济学家在主流学界里影响很小。

贴一篇去年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因为觉得内容还没有过时。

 

一个企业的高管（这里指的是董事长、总经理一级的管理人员）拿多少钱本来是企业的事，但是现在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高管的薪酬已经成了公众的事。美国就有不少人质疑高管薪酬太高，而且公司经营不好的时候仍然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中国最近也有公司高管薪酬上千万，虽然还远低于美国大公司高管动辄千万美元以上的薪酬，但与中国普通员工的收入相比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如果一个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是十万元，而高管的年收入是三百万元，差别显然是很大的，那么是否一定不好呢？好不好要看